中国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的哲学之思

作者:黄英杰,四川理工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来源:高校教育管理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不只是当代中国大学积极回应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客观需要的一种新姿态,它本身也是当代中国大学转型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举措。这一举措以转变知识教育方式为新的突破口,企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中国大学的深度变革,以加快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然而,任何一项教育变革总是机遇与风险并存,我们需要审慎地追问:大学的创新创业教育需要注意哪些基本问题,如何操作才能够保证其健康发展,以实现大学育人和引领社会发展的根本使命,进而澄明现代大学的教育真理。大学创新创业教育需要与专业发展和学科建设相结合大学创新创业是以大学知识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离开了这一基础,它就失去了根基,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终难逃生产力枯竭的可悲命运。教育方式是由大学知识生产实践和社会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决定的,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方式与其相适应。进一步地,教育方式又要求有与其相配套的专业设置和学科建设。社会产业需要、教育方式与专业学科结构之间具有相互递进的逻辑关系,因此,大学要转变教育方式,实施创新创业教育,客观上必然要求改变现有的专业设置和学科建制,对其加以改造和重组。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任何知识都是个体之社会经验上升为群体之共识的结晶,因此,在其根本意义上,知识类型是与社会实践经验相对应的。社会实践经验可以区分为物质世界的实践、人的实践和社会组织的实践三大类。与之相应,从与社会实践经验相匹配的角度,大学里的知识大体可以分为数理\物理、心理\伦理、(组织)机理三个维度,它们分别对应着科学实验\技术发明实践、道德生活实践、社会组织运行实践等知识生产活动,这三个活动领域又与社会各类产业组织相对应。一般说来,自然科学实验用于基本科学原理和基础科学理论的发现,新发现的原理性观念和知识不只是会扩展我们人类对未知世界的认识,而且它们往往会成为社会新兴产业的关键性因素;技术发明成果直接对应着相关的应用性产业,可以被用来进行产业的技术升级和旧产业的改组改造;心理\伦理性知识和观念是社会心理\伦理道德活动的直接源泉,它们不断地被用于更新社会心理\伦理道德观念,丰富和扩展人们的心理\伦理道德实践活动,从而成为各类文化产业的智力支持;社会组织机理性知识则是社会组织改造和优化的依据,人类社会组织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演进,其背后正是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类型教育组织所提供的关于社会组织机理的有效知识使然,甚至大学组织本身的创新发展也得益于这一类型的知识创造活动。在理想情况下,上述的知识类型—知识生产活动—社会产业部门之间会形成一个良性的运作机制,使得社会生机盎然,不断向文明的更高级阶段进化。而且由于大学从根本上是一理性组织,本身具有文化批判功能,这就使得大学驱动的产业发展机制具有高度的自组织性,其创新能力和自我纠错能力很强。上述三环节中的知识生产实践是一种情境性的或者说是实践性的,与传统的脱离具体应用情景而主要在大学课堂里进行的纯粹的知识生产方式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吉本斯(MichaelGibbons)等学者提示我们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模式2)的发展可能性,即“在应用的情境中进行的知识生产,其特征包括跨学科性、异质性、有组织的分层结构和短暂性、社会问责与反思性、强调情景与使用依赖的质量控制”。他说:“在模式2中,知识的发现、应用和使用被紧密地整合在一起,知识生产则成为这一更大过程中的一部分。”吉本斯等人所提出的知识生产模式2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启示性,与大学相联系,这一模式导致了大学基于问题解决导向的教学和研究。传统的大学知识生产主要是基于知识逻辑本身和学者的好奇心,现时代的大学知识生产又增加了基于纯粹实践目的和基于应用问题解决两个途径或维度,司托克斯(GeorgeGabrielStokes)分别把它们称作玻尔象限、爱迪生象限和巴斯德象限。也就是说,大学只是知识生产的主体之一,大学成为“一个更大、更紧密并深入产业界、政府和媒体知识机构网络的一部分”,各种产业部门或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也成为知识生产的主体,这就是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逻辑理论依据。只是与很多高等教育学者不同,吉本斯等认为大学这种实践问题取向的创新创业教育会使得大学忽略,甚至放弃道德和文化的责任,而我们恰恰认为对于大学承担道德和文化的使命而言,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恰是一种机遇,它可以促使大学更好地承担起道德示范和文化引领的角色。为此,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不同类型的知识生产实践,超越把技术理解为纯粹的肢体操作、把产业理解为纯粹自然科学技术主导的事业等诸多认识上的狭隘视界,开阔视野,充分认识到不只是文化和艺术可以构成一种产业,社会组织系统的变革也要求大学提供智力支撑,再加上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任何产业活动都在网络技术的支撑下包含了文化因素,人类进入了“文化仅指涉文化的新阶段”,即“社会互动和社会组织的纯文化模式之中”,知识产业方兴未艾,大学正在面临着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引领社会发展的大机遇。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产业活动的全面认识,我们才需要重新调整和设计大学传统课程导向的专业构成。这就要求大学一方面需要调整学科设置,开放专业之间的边界和壁垒,使得专业发展与学科建设紧紧围绕社会实践逻辑和各类产业发展的现实情况,走学科融合、专业动态协调的路子。另一方面大学要引导学生把创新创业建立在自己专业发展和专业能力发展的基础上,不可为创业而创业,更不可脱离自己的专业,只为物质获利而创新创业。如果单纯为了物质利益而创新创业,将会进一步恶化大学的物质功利主义,最终掏空大学精神本身。大学创新创业教育需要与人的培养相结合经由知识教育生成学生健全人格,由此使得学生掌握基本的科学素养和科学研究方法,用知识服务和改造社会,是大学的根本使命。“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也就是说,理想的大学教育首先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然后在普遍文化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专业的精深教育和训练。这当然是从逻辑上讲的,并不是时间先后意义上的安排。在现代大学教育思想中,前者被称作通识教育,后者被称作专业教育。一般说来,由于专业教育总是与社会分工中的某一职业领域相对应,或者至少与人们对某一职业的期望相符合,而使得现代专业教育又进一步地与学习者的职业期望和职业价值相一致。因此,专业教育又潜在地包含了职业教育的因素和愿望,这就是现代大学职能之造就高级专门人才的意味所在。既然任何大学的存在都需要审慎处理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以让社会职业的运转建立在大学教育的基础之上,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更何况职业性不只是现代社会分工条件下现代大学的重要特征,中世纪大学同样也把职业性作为其存在合理性的重要条件之一,“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任务,都是迅速获得某个特定领域的知识,为选定的职业做准备”。问题在于,在现代社会分工驱动和物质功利主义的诱使下,现实中大学的教育使命已被充分异化或者被窄化为职业教育,大学教育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应职教育,或者是单纯为了求职需要而谋得一纸文凭。当学习者用职业的眼光衡量其所受教育的价值,社会和国家也用职业主义的规则作为判断大学教育成功的衡量标准时,那么学生就业率就自然地成为判断一所大学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由是,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使命在客观上就会被削弱,致使我们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既缺乏普遍的文化修养,又缺少专业的水准和精神。早在19世纪70年代,面对德国大学教育强劲的职业主义和功利主义趋向,尼采(FriedrichWilhelmNietzsche)就曾尖锐地对其进行大力批判。尼采认为,一切以职业养成为目的的教育(包括大学教育)都不是真正的教育,“任何一种学校教育,只要在其历程的终点把一个职位或一种谋生方式树为前景,就绝不是真正的教育,……而只是一种说明书”。有这种教育的学校也不是真正的学校,它们是“一些对付生计的机构,它们能够许诺培养公务员、商人、军官、批发商、农场主、医生、技术员”,却无法培养真正有文化素养的人。因为,“唯有在一个超越于这个窘迫、必须、生存斗争世界的大气层里,教育才开始”。尼采的批判提示我们,当代中国大学的创新创业教育需要正确处理通识、专业和职业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创新创业为新的教育手段和方式,重新确立人之生成在大学教育中的中心地位。如果脱离了人的培养,单纯地引导或鼓励学习者进行创新创业,就会把创新创业教育推向职业主义的泥坑,导致大学沦为各种低层次技能训练场的危险境地,造成知识不成知识、文化不成文化、技术也不成技术的糟糕教育乱象。技术的改造、产业的升级、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改善,乃至社会生活更高质量的改造等,无疑需要大学培养适切的人才来实现。然而,一旦单纯实用技术驱动的喧嚣和浮躁左右了新知识、新观念生产基地的大学,学习者在关键的教育阶段一味沉湎于低层次的创新创业活动,并且把这种创新创业与纯粹的职业主义价值取向相结合,不仅上述的目标会落空,大学也将面临一场无边的灾难。为避免陷入职业主义的功利化陷阱,理想的中国大学创新创业教育需要超出非本真教育所加之于己身的种种桎梏,直面真正的教育精神,执着于学习者完整人格的塑造。在国家层面上,它要超出狭隘的作为国家工具的隶属性,着眼于民族精神的改善和传播,指向各领域、各类型民族精英人才的培养。在经济层面上,它要超出狭隘的职业主义价值取向,着眼于高洁人文素养的养成,用审美精神陶冶整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和道德品格。在文化层面上,它要超出功利主义和泛历史主义的现代伪文化,在现代文化情境下,以社会主义文化为指导,全面复兴中华古典文明,培养既具有古典儒者之仁者情怀,又具有现代社会主义文化修养的有责任、有担当的谦谦君子。当然,这一切都需要以创新创业教育活动为主要的教育场域,把人的培养意识和文化创新能力作为其中的主线,让创新创业生出智慧和伦理的双翼,带领学习者展翅翱翔在人性的天空。要做到这一点,亟须在现代中国大学课程和教学中注入三种意识。第一,陶冶学习者的哲学素养。哲学是爱智慧,拥抱哲学就是与智慧合一。任何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学习者都需要把哲学的学习放在重要位置,只有这样,沐浴在哲学智慧中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技能才会温润如玉,放射出人性的光辉。第二,激发学习者的审美本能。人人都是艺术家,这是人类数千年文明在个体心理中积淀的结晶。一种好的教育必然有利于人之审美素养的形成,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人也必然拥有对审美的本然需要和独特反应。在审美之光的照耀下,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才会更加符合人类之至善的需要。第三,全面传承创新中国先秦古典文明。中国先秦古典文化是中国文化和教育的故乡,那里面有着理解中国文明的钥匙,也有着判断现代中国文明之进步与落后、是非与善恶的标准。一切中国大学教育,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有责任把这一标准所包含的人性价值和理想发扬光大。大学创新创业教育需要与人的真理的探讨相结合如果说培养人是大学的主要活动,那么这一活动的前提条件则是对人的形象的探讨,“一切教育活动的基础是理想的人的形象”,否则,教育活动就成了无的之矢。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当代的教育危机恰恰在于对“人的形象”的分歧,我们很少自觉地在哲学层面上对教育的这一根本问题加以追问和思考。之所以说要从哲学层面上,是因为正如杜威(JohnDewey)所说的,教育是哲学的实践,“教育乃是使哲学上的分歧具体化并受到检验的实验室”,教育也是最高的哲学,“我们能给哲学下的最深刻的定义就是,哲学就是教育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当我们从哲学层面上去追问“人的形象”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人的真理的研究视域,而这恰恰是大学得以存在的最深的基础。“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当然实际上不完全)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那么,既然大学的创新创业教育只是大学教育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它就仍然需要对人的真理问题或人的本质是什么进行审慎的探讨和实践。就其现实状态看,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包括大学在内的人类生活组织的方方面面,“榫入于形形色色的工业、经济、教育、政治、战争、大众传播中”,成为决定现代人存在方式的主要条件。因此,对人的真理的探讨,实际上就是要从存在处境中追问人在科学技术所构筑的世界中的价值和地位。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现代人的意识同样也被科学(技术则是它的表征和物化形态)所支配和规划。“我们今天的世界是完全受现代科学的意识意愿所支配的。”科学技术也在不断地塑造和改变着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以及现代人与世界的关系。但是科学技术所表征的文化只是文化的一种形态,在现代情境下,虽然这一文化形态取得了决定性地位,但它本身的存在和发展仍需要人类之整体文化价值系统的规范,离开了这一整体的价值系统,科学技术将会异化现代人的存在和意识,导致“技术”对“人心”的戕害。在这个整体的价值系统中,对人的真理的探讨是更为根本的问题,科学(包括物化形态存在的技术)则处于从属的地位,“‘科学’本身并不是一种本质性的真理的建基和保存意义上的知晓,科学乃是一种派生的知识设置”。存在者之整体存在始终作为目的成为科学技术的前置视域而存在,用康德(ImmanuelKant)的话说,人是目的,它规定了科学技术的价值、目的和功用,而不是相反。在其本质上,科学技术是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而存在,经由它们“一切存在之物借以向我们呈现出来”。因此,科学技术的工具性价值恰恰在于人类可以利用它们澄明人的真理,彰显人性的美丽与尊严,拓展人之本质力量显现的心理学边界。对人来说,这种澄明是一种合乎目的的合作关系,而不是单边技术对人的支配或宰制。在科学技术取得对人类生活之支配性地位的征程中,大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大学对科学技术的贡献是从19世纪初期德国教育家、新人文主义者洪堡(AlexanderHumboldt)把科学研究引入大学开始的,从此以后的两百余年里,大学以自己独特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优势促进了世界科学技术的繁荣昌盛。相应地,大学也成了现代科学社会的智力引擎。当然,大学在承担这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之荣光的同时,它也承担了科学技术发展偏执所引发的整个社会的焦虑和异化。“随着一切科学的谋制的—技术的本质的日益增强”,大学正在“变成纯粹的、越来越‘现实的’操作机构”。但是作为继承了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大学,尤其是孕育于启蒙精神胚胎的近现代大学,它仍有能力从人类整体文明发展的视角,用自己所特有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去超越科学技术本身的局限。对大学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来说,人之为人的本质的澄明、人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之是非善恶的终极标准和现实矛盾乃至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等问题的探讨是决定性的。毕竟,人是善“假于物”的思想者,而不是相反。因此,人的真理问题必须超越工业、商业、政治和社会活动等的限制,在大学的教育场域里得到无条件的探讨,不要让创新创业教育活动遮蔽了学习者对人的真理问题的沉思和追问。人的真理问题是一个永恒的迷人视域,它与人类的整体命运共时共在。在人类日益借助科学技术不断构筑网络化家园的当代世界,我们关于“人的形象”的困惑即使并没有比前人少多少,但是我们肯定比前人拥有了更多的技术和思想资源,我们比以往可能更有条件把科学的、诗意的、宗教的或神性的等诸多文化质素在社会实践的熔炉里锻造和融合,以期对我们自身的形象可以多一分理解。为此,大学要通过创新创业引导它的学生们思考现代技术条件下人之生存的困境,以及不断创造和发明超越这一困境的各种物理的和心理的条件,以便为现代人走向诗意存在之境开辟道路。唯有这样,大学的创新创业教育才有了深沉的理性根基,才会成为我们不断走向自由之境的有益媒介。大学创新创业教育需要与审美教育相结合如果说大学知识生产实践是创新创业教育的活水之源,人的培养是其根本宗旨,人的真理的探讨是其人性价值彰显的前提,那么审美之境则是创新创业教育的至上关怀和终极指向。之所以这样说,乃是由知识及知识教育的本质决定的。所谓知识,“是个体通过各种实践活动直接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经验的理智化(或抽象)提炼,并借助人类在长期实践经验中发明的各种符号,比如文字、数字和图画等组成的体系得以有效组织和表达”。在这个概念里,个体的实践活动,从知识的发生学角度保证了知识产生的实践之源;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符号化提炼和表达则给予了知识的公共性或“类特性”,从知识生产过程的角度保证了知识是相互理解的结果。知识的实践之源说明,知识是符合人之“可欲的”,是能够实现人之目的的;知识的相互理解性说明,知识总是合理的,是人们之间的普遍性共识,是符合逻辑的。不论是人们实践问题的解决,还是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都是人际的,总会伴随着人的愉快情感,满含着着人们理智的愉悦和自足。孟子曰:“充实之谓美。”杜威说:“任何经验只要是具有人的价值和意义,就必然包含审美的因素于自身。”因此,人的自足和愉悦的情感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审美状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知识在其本质上是审美的,知识的审美性是知识合目的性与合理性的统一。知识的审美本质决定了知识教育的审美性,也即真正的知识教育必然是一种广义的审美教育。缺少了审美质素,不仅知识是伪知识,知识教育也被异化成伪教育。上面已经论述过,从操作对象的角度,知识可以分为针对自然宇宙之数理\\物理的科学知识、针对人的伦理\\心理的人文学知识、针对社会组织之机理的社会学知识三种类型。从操作(学习)的方式,知识又可以分为动手操作型知识、符号运演型知识、精神修炼型知识等不同类别。针对不同的知识类型,学习者相应地也会有不同类型的审美感应。对应现代教育学科体系,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会体验到不同的学科知识审美类型。“在教育学意义上,学科知识美是主体对世界不同感受和把握之体验的凝聚,是人之生命意志的表达。它主要体现为一种知性的美,比如,历史的明智、诗歌的巧慧、数学的精细、博物学的深沉、伦理学的庄重等。”至于不同学科知识审美类型的个人体验,我们以数理\\物理为例加以说明。海森堡(WernerKarlHeisenberg)曾经谈到,在量子理论的发现过程中,他体会到了一种令心灵震颤的快乐和美。“我感到,透过原子现象的外表,我看到了异常美丽的内部结构。当想到大自然如此慷慨地将珍贵的数学结构展现在我面前时,我几乎陶醉了。我太兴奋了,以致不能入睡。”颇有意味的是,在谈到中国近代科学不发达之原因时,数学家丘成桐也谈到了审美素养的关键性,“清代以还,美术文学不发达,科学亦无从发展”。因此,他提醒我们:“数学家的工作不应该远离大自然的真和美。”在这里,丘成桐所提出的问题已经不只是学科知识审美的类型及其不同审美体验的问题,更是上升到了审美所具有的创生价值和意义,也即审美本身具有类似催化剂一样知识催生的价值,这也和李泽厚所提到的“以美启真”是一致的。所以,真正的大学教育就是经由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文化传承与创新、服务和引领社会发展等活动,引导学生体验知识之美,使其在审美经验和审美涵泳中与美激情相遇,“以美启真”“以美储善”,生成审美人格,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审美教育已经不只是一种欣赏和愉悦的教育,它在更高程度上关涉人之生成及其诗意存在,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和最高层次,是教育的完成态。这样的一种教育也已经不是传统的让学生拘囿在单纯书本和符号化的世界里所能包容的了,尽管在理想状态下,符号运演活动完全可以引导学习者达至审美愉悦的崇高境界,比如我们所提到的理论型科学家,他们仍然可以体验到独特的科学审美状态,甚至精神的修炼和冥想同样也可以达至审美的迷人境况,这也已经为宗教人士和各类精神内修人士的经验所证实。即使这样,符号的运演和精神的修炼活动所需要的知识基础在其根源上仍然是人类历史经验和文化长期“积淀”的成果,只是这种“积淀”被个体经由教育所不断继承和创新,仅仅是截断历史实践的符号化抽象训练是毫无意义的。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传统的由理论到实践的大学知识教育形态割裂了知识、实践与审美之间的有机关系,客观上诱使学习者用理论裁度实践,从而人为窄化了实践的视界,固化了实践的弊端。大学的创新创业教育就是要引导学生直面社会的现实情境,以社会实践为逻辑的起点,围绕自然、人文和社会组织三个维度,在知识—实践—审美三者之间建立有机联系,用审美激活和观照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关联,把审美意识和审美情操渗透于创新创业教育的全过程,进而用一种实践的审美文化引领创新创业教育,以免创新创业教育滑入粗浅实用技术训练以及物质功利主义的陷阱。唯有这样,大学的创新创业教育才会成为一种完整知识教育形态的雏声,经由创新创业教育而生成的人才会“按照美的规律”塑造自己、改造社会,个体的诗意存在和社会的艺术化也才会是一种值得期待的教育乌托邦。

1.李震东教授:伯马创业研究院院长、全国就业指导专家、中国大学生就业与创业高峰讲坛秘书长,曾受到中央电视台等全国多家新闻传媒报道,曾在南开大学等全国31个省高校讲座多场,是专门、专业和专心从事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事业讲演第一人。李震东教授专门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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