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鹏等世界科学发展的若干趋势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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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中国科学院院刊》年第5期

专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杜鹏1*王孜丹1,2曹芹3

1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2中国科学院大学

3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

科学的体制化和职业化,不但使科学走上了稳定、迅速发展的轨道,而且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空间。

社会变迁——不论是向知识社会的转变,还是沿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方向不断前行——既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同时又深刻改变了知识生产的资源禀赋及知识消费的需求状况,形成了新的科学知识生产的利益格局,也改变了科学知识生产与科学知识应用之间,以及科学、技术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科学研究本身、科学建制及政策和研究文化,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日趋激烈的竞争和不断增加的期望正在推动大学、科研机构、资助机构和出版商的角色、职能及互动关系发生深远的变化。

科学事业的目标并没有改变,但是围绕着我们追求这些目标的所有要素几乎都在改变。为此,本文在回顾科学与政府关系的演变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科学组织化、学科融合、科学的开放性、科学的社会影响等变化趋势及启示,希望能为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管窥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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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政府的关系演变:从线性模型到国家创新体系

从科学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历史演变来看,科学家对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学术自由内在价值观念的维护与政府对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的追求之间存在内在的张力。科学与政府关系的演变既受到人们对科学知识生产社会功能和政府职责的认识的影响,也与不同阶段科学知识生产的特点,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对科学知识特定的实用性要求有关。

科学知识生产与应用的线性模型

在近代科学的发展初期,科学独立于政府之外,主要是科学爱好者依据个人兴趣而进行的一种业余活动。这种状态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19?世纪的大学制度改革。

当时,德国创造性地提出了与教学相结合的科学研究制度,这一“科教融合”的新理念为科学的职业化进程提供了制度保障。此后,政府科研办公室和工业研发中心也相继出现,进一步丰富了科学体制的构成和内涵。这使得政府这只“无形的手”向科技管理的相关领域逐步延伸,并成为其中的重要角色。

在?19?世纪之后,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政府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支持科学研究活动。但这种实践处于长期模糊状态,直到“线性模型”的提出。

?年?7月,万尼瓦尔?·?布什在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中,首次提出了“科学研究应遵循的线性模型”。这种创新的科研资助模式在当时的学界和政界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力并获得了普遍认可。至此,这种模糊的探索局面才得到改观。

科学研究的线性模式认为,“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行者”“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对他的研究领域能产生多少实际效用可能并没有多少兴趣,但如果因此就忽视基础研究的发展,那么体现在工业应用上的更大进步和前沿进展终将失去动力”。这也决定了“科学是政府应当关心的事情”。与此同时,基础科学研究是工业应用研发的知识来源和进步源泉。

因此,科学共同体无须考虑应用目标,不必在意国家需求,其专注于基础研究的同时就能够自然而然地服务于国家利益;国家也可以在一端放心地资助基础科学研究而不做过多干预,却能够在另一端自然而然地收获实用性的成果,从科学发展中全面获益。

这也构成了二战后政治与科学关系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可以视为一个隐喻式的科学的社会契约,即政治共同体同意向科学共同体提供基础研究需要的资源并允诺科学共同体保留科学自治权,而政府不做内部干预的科研资助机制。

反过来,政治共同体期待着这种决策机制能将学术研究转变为科技型经济发展,并产生相应的技术收益,尽管这种收益的具体形态尚不确切。

万尼瓦尔?·?布什的报告及线性模型的出现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乃至世界各国科学技术政策的制定和国家科技战略目标的方向,尤其是在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方面。

报告中提到的由政府设立国家科学基金来资助科学研究这一举措,有力地促进了基础研究的全面发展。“布什模式对科技政策及科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单因为他为战后的美国制定了详细的科技发展蓝图,更是因为他和他的同事为和平年代的科学发展争取到了较少的政府干预和较多的资助支持,为科学与技术的共存提供了一种新的框架性思路”。

国家创新系统中的科学—产业—政府之间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主动引导学术研究与产业发展需求相接轨,将基础研究与国家战略及产业发展密切结合起来。

英国撒切尔政府推动中央集权的科技政策,通过国家科研经费的分配来引导英国科学家从事有商业价值的研究;美国里根政府通过《拜杜法案》,以联邦政府资金资助大学与国家实验室的研究,并授权民间企业共同开发生产,以及分享研究成果所带来的实质报酬。

?年英国学者?Freeman运用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概念来分析日本经济实绩;他在《技术政策与经济运行》中指出,在科技发展和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单凭市场经济的力量和自由竞争的推动是远远不够的,国家力量在推动本国科研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历程中处于十分关键的地位。相应的,国家科技政策的导向在其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创新系统思想,在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全球性趋势下,深刻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与对自主创新能力的理解。该思想被提出后立刻引发了诸多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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